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“无私奉献、艰苦奋斗、团结协作、勇于创新”的热科院精神，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成立70周年之际，海口实验站以“忆往昔”为主题，对老同志进行访谈，充分挖掘老专家、老军工、老知青、老生产先进分子的事迹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和青年一代深入了解我院发展历程，增强建设热科院的“主人翁”意识。
通过老同志深情讲述那些年那些事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他们为榜样，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，传承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为中国热科院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。
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忠诚、勇敢的热血青春——
顾萍：“我的荣誉是组织给予的”
我今年80周岁，退休前是试验场三队队长。我老家在江苏南通，爱人以前是退伍兵。为了响应国家号召，1960年3月18日，我随爱人陈汉才从老家坐拉牲畜的火车到海口，再从海口坐拉木材的卡车到儋州的东风农场（现在的侨植农场）石灰场。在东风农场干了3个月，主要工作是砍柴、打石头、烧石灰等等。3个月后，我们被安排到那大军屯去修水利。当时给每个人定了具体任务量，每人每天1立方，要自己挖、自己挑。正值国家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期，条件很艰苦，周边都是荒山野岭。我们住在当地农户家里，9个人住一间房。房子是茅草盖的顶、芒草围的墙，用木条铺起来当床板。大家吃不好、睡不好，没有医疗保障，很多人在那段时间都病倒了。但是为了建设海南，没有人喊苦喊累、畏难退缩。
1961年，我被调到两院联昌一队当割胶工人。由于工作认真负责，割胶技术好，不久后，大家投票选我当割胶辅导员，后来又被票选为副队长主管橡胶生产工作。一队较为偏远，离两院院部有近10公里的距离，交通十分不便，上下班基本靠走路，我就这样坚持了近20年，后来为了方便小孩上中学才考虑申请调动到离家近一些的三队工作。场领导虽然希望我继续留在一队工作，但出于关心爱护职工，还是同意了我的调动申请。1981年，我被调到三队当队长。
我是三队的第四任队长，前三任队长分别是金灼修、郑胜利、俞立刚。在三队，我主管全面工作，除了抓好橡胶生产外，还要带领大家发展其他产业，如种胡椒、咖啡、鸡蛋果、竹笋和养牛等等，这样既增加职工的工资收入也增加三队的自有收入。到了1992年，三队账上有40多万元的收入，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！俗话说，钱要花在刀刃上。队里职工齐心协力赚来的血汗钱，当然是花在职工身上最为恰当。当时三队的房子是60年代修建的老房子，队里的道路是泥巴路。三队处于下坡面，每当下大雨时，瓦房漏水、道路泥泞，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。经过三队党支部会讨论研究，一致同意将这笔钱用于三队基础建设，改善职工居住环境。我们用这笔钱修缮了全队21栋房子，铺上水泥路，修好排水沟和挡土墙，组织党员职工义务劳动开展环境整治，极大地改善了队内职工的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！
我在三队工作十多年，队里的工作还是很辛苦的，但有苦也有甜。队里有食堂、托儿所、卫生所，每隔一段时间会买猪来杀，改善大家的伙食；场里有时会发糕点给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割胶的工人当早点，每周有一两趟通勤车。有时候上级领导到三队调研，因为在外面饭店接待开销大、费时间，我就买菜回来，亲自炒菜做饭接待领导，喝的是我自己酿的地瓜酒，简单、方便、实惠，接待效果也好。
我196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现在党龄已经55年了。在三队一直干到1998年退休，多次受到场里的表彰，曾被推荐当选儋州市的人大代表，被推选为海南省“三八红旗手”。我取得的工作成绩离不开单位和组织的信任、爱护与培养，所有荣誉都是单位和组织给予的。今年是建国75周年，也是我们院建院70周年。祝福热科院发展越来越好，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！
金灼修：“是何康院长叫我来的”
我今年95岁，老家在儋州那大。1951年，农垦局在那大找了六七个年轻人到西联农场开垦1000多亩荒地当橡胶苗圃，培育出来的橡胶苗运到广西云南去种。当时的橡胶种子十分珍贵，有“一粒种子，一两黄金”的说法。我在西联农场做临时工，条件非常艰苦，周边都是荒山野岭。我们要开荒、整地、挖洞穴、种苗，我记得挖一个洞穴才5分钱。不久后，农垦总局需要测量当时的西华、西流、西联、西培和西庆几个农场的土地，叫我们去当测量员。以前也安排过其他人来测量，但是因为语言沟通不畅，老百姓听不懂他们讲的话，以为他们是坏人，就给绑起来了。类似的事情发生好几次后，农垦总局的领导就说一定要找会讲儋州话的本地人来做测量员，我因此进入了测量队。
测量队的工作很辛苦，每天天刚亮就出发，干到天黑才回来。每个人扛着测量仪器、工具在荒山野岭里行走，顶着烈日，冒着酷暑，还要小心山野里的蛇虫野兽。有时遇到暴雨，或者迷路了被困在山里出不来，几个年轻人就背靠背在山里过夜，以天为被、以地为床。我因为身体素质好，肯吃苦，工作表现得到了农垦局领导的肯定，就留在了西庆农场三队当队长书记，也就是现在的试验场三队。
有一次，何康院长连续好几天在三队转来转去，最后一天叫我带他再去四处转转。他告诉我，三队的土地平整肥沃，很适合栽培天然橡胶，上级已经批准将三队整体划归两院管理了，希望我也到两院工作，继续担任三队的队长。当时我是想回西庆农场去的，但他多次做我的思想工作，盛情难却，我就答应下来了。三队的任务很艰巨，一边要抓生产，一边要搞试验。当时在三队种了80多个品种进行选育，经过引种选育实验发现，有些品种不抗风，有些品种胶水产量少，有些品种容易死皮等等。后来经过不断努力，我们两院终于选育出了热研7-33-97这个高产抗风品种，这个品种生长快，开割率高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，在热作垦区得到大力推广，进行大面积种植。
我1955年6月入党，干活从来不讲条件，毫无怨言。其他党员干部也是一样，大局意识非常强，很多工作都是党员干部带领职工干出来的。记得有一次，一块新地需要种植水稻，我们去除草犁地，深埋在土里的石头和树枝把我们的脚都刮伤了，却没有人叫苦喊累，最后把地拿下了。以前生活条件不够完善，不像现在出门可以打车，送东西还有快递员。有一次，何康院长要看三队土地的测绘数据，我从三队徒步到场机关向场长请示，得到材料后又徒步回三队。一来一回10多公里，花费了2个多钟头。
后来，我调到试验场机关生产科工作。生产科除了要管生产，还要处理当时试验场与周边农村的土地纠纷问题。当时三队与周边的抄石、马龙、红洋等队存在土地边界纠纷，闹得很凶，村民经常堵路，甚至拿刀拿枪阻挠生产和科研工作，严重影响科研试验开展，院领导和场领导很是头疼。为了做好工作，我请村长们吃饭喝酒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，请他们签订土地边界确认书。以后再遇到村民闹事，我们就拿出村长签名的边界确认书，纠纷才逐渐平息。村长们还开玩笑，说试验场只用几顿酒就将村里的土地收买了！到了1981年，根据有关政策，当时宝岛公社的金富大队、大石大队、红旗农场、红卫农场和畜牧场等实行“以场带队”，并入试验场转为全民所有制。试验场生产队数量一下子增加到30多个，管理工作任务更繁重了。
回想当年，我们工人的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。口粮定量供应每人1斤/天，瓦罐蒸饭，一个小碟装几条小鱼就是一天的伙食，基本上很少吃到猪肉，只有过年过节时才杀一头猪分给大家改善伙食。现在出门有车坐，天天有鱼有肉，队里盖上小洋楼，院里建起了职工房，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！希望我院新一代青年好好珍惜国家、单位给大家创造的工作、生活条件，努力奋斗，再创辉煌！
叶莲香：“我只是做一名割胶辅导员应该做的事”
我1982年11月参加工作，曾经当过老师1年多，后来是试验场生产队的割胶辅导员、统计员。记得那年，我刚生完小孩就被安排学习割胶技术。苦练了13天，参加场里举办的割胶技术比赛获得第2名，场里还给了我20天工呢！
割胶工技术有差异，要根据特伤、大伤、小伤来进行评分，评分90分以上是一等胶工，89.9-80分为二等胶工，79.9-60分为三等胶工，60分以下为等外胶工（没有等次）。根据胶工等次和胶水产量来计发工资，干同样的活，技术等级不同，拿到的工资不一样。刚开始割胶时，队里给我分配新开割的幼树。因为技术不错，伤口小、产量高，曾被其他人质疑搞小动作。后来场里检查，证实的确是因为我的割胶技术好。
当时没人愿意当割胶辅导员。辅导员要跟班作业、检查伤口，评价胶工的工作质量，所以容易得罪人，经常挨骂。队领导找我谈话，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。每天凌晨3:00，我就起来敲钟叫胶工上岗割胶，到胶林里跟班作业，检查指导割胶。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每个树位我都要走一遍，看胶工有没有下刀、收胶，胶树有没有伤口，提醒胶工注意下刀和收刀深浅度。有时胶工请假，我就顶上岗位。在跟班作业检查中，我发现问题会用粉笔直接在胶树上一一标注出来。有些胶工不理解，我就趁晚上休息时间去胶工家里做思想工作，指导他们割胶技术。慢慢地，胶工的割胶技术提升了，收入也提高了。为了努力提高队里的割胶技术，我不断琢磨，花心思、想办法，粉笔都自己掏钱买了好多盒！不过这些都没什么，我只是做一名割胶辅导员应该做的事。
以前的胶工非常辛苦，胶水要靠人工挑。现在轻松多了，机动车直接到胶林里拉就行。我记得大家身上总是带着一块抹布，为了让收集的胶水没有杂质，每割一棵胶树都要抹一下胶杯，胶杯抹得比家里吃饭的碗还干净呢！
我1990年入党，曾被评为优秀胶工、优秀割胶辅导员。工作几十年，我最大的心得体会就是：无论做什么工作，都要勤劳肯干、用心去做。干一行爱一行，人品和心态都要好！
张丽娟：“曾经的产品加工厂很辉煌”
1975年，我在试验场十二队参加工作，1979年到副业队。我到副业队开拖拉机，后来又轮过很多岗位。副业队有很多产业，队里有缝纫机组、碾米组、榨油组、养猪组，还做酿酒、咖啡、酱油等副业。整个副业队只有两位男同志，胶果都是女同志去收。胶果收起来晒好后，可以用来榨油做肥皂水。当时肥皂水1毛多1斤，我们生产的肥皂水十分畅销，还运到广州去卖呢！
后来，场里派孙田照来管理副业队。他带头改革努力赚钱，陆陆续续把产业做起来。当时橡胶所建议我们做橡胶专用的肥料，1988年，肥料厂慢慢做起来后，副业队改名为产品加工厂。厂里的工作很辛苦，但很有发展前途。遇到生产高峰期，晚上拉来的磷肥有上千吨，都要靠我们自己来卸车。起初只有我们一家生产橡胶专用肥，所以销量很好，一年卖出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肥料。一线工人平均每个月都有2000多元的工资，工资水平在当时非常高。我作为仓管员工资有400多元，虽然比不上一线工人的水平，但已经很满足了。产品加工厂发展得好，主要还是因为孙田照管得好。他敢说敢管，大家也服气。当时他和老董、老肖整天去外面联系业务，拉回订单就组织生产，功不可没。
到了1999年，产品加工厂实行股份制改革，由于形势和环境原因，开始走下坡路。孙田照退休了，换了几任领导，甚至承包出去，也没办法改变趋势。曾经辉煌的产品加工厂变成这样，我们感到很心痛。希望后来人吸取经验教训，把院里的企业、工厂发展好。
郭汉波：“当队领导要有规划、有办法”
我1990年8月在试验场一队当副队长，1991年当队长。一队当时有许多土地还没划给红卫队、红城队和十一队，土地面积有3000多亩。一队树位多，胶工人数有40-50人。割胶辅导员是王甲芳和吴东进，主要靠他们管理胶工。
平时，胶工凌晨两三钟起床上岗，割胶辅导员跟班作业，队领导也要跟班作业。吴健雄场长求很严，如果抓到队长、书记不跟班或不在岗，当场就撤职处理并全场通报。有一次他下队检查，到一队的时候天还黑着，看到我在林段里才放心。一队的橡胶种在山坡上，容易受到风害。每次台风过后，橡胶损失惨重。有一年，场领导亲自带领全机关的人到一队来抗风救灾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中午都在胶林里吃饭。受灾情况太严重，大树小树都要人工扶。每10个人一组，大家用人拉肩扛的方式扶树，花了一个多星期才处理好，非常辛苦！
1997年，我调到七队当队长。七队是边远队，一般犯了错误的人才放到那边去，所以当时有个外号叫“劳改队”。队里有几个刺头比较难搞，经常不听从工作安排，还鼓动胶工闹事。我到队里后，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做他们的思想工作，比如有时安排他们做较为轻松的工作，或者自费买菜做饭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等等。时间一长，感情热络起来，他们就支持我的工作了。我在七队的时候，干得最顺心了！七队当时是割胶大队，有2000多亩地，树位多、产量高、效益好，胶水产量最高的时候有100多吨。有一次场里给我奖励了8000多元工资，全场最高。当时胶价涨到两万多三万元1吨，场里产量最高时一年能有1500多吨干胶，近4000-5000万元的收入！有一次，谭垂谓场长到队里调研，我开玩笑说：“谭场长，还是您运气好啊，一来胶价就蹭蹭往上涨！”他笑得合不拢嘴。
当队领导要会动脑筋，不能管太死，不然容易得罪人，职工也不听你的；也不能不管，不然工作任务完不成，要挨场里批评。队领导除了要讲信用，还要想办法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，才能把工作做好。队里还有财务自主权的时候，有些胶工因割胶技术问题被扣钱，逢年过节我们就把扣下来的钱拿出来买猪肉，分给大家吃。其他职工就笑话被扣钱的职工：“哎呦，你们吃的是高价猪肉！”大家只是嘴上打趣，其实都很开心。场领导对我的工作很认可，经常带队参观七队的幼树管理、生产队管理和奖罚分明措施等。有一次台风过后，邱小强场长下队，看见我在现场组织作业，非常高兴。他说走了几个队，就看见我在现场指挥工人作业，要是每个队领导都像我这样认真负责，他就放心多了。
2006年，正值退场风波，场领导想把我调回一队，担任队长兼书记，还要承担统计员的工作。这时我和七队的干部职工已经建立起很深的感情，心里有许多不舍。谭垂谓场长在办公室对我说：“老郭啊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！”即使不愿，我也清楚必须服从组织安排。过了不久，我又被调到五队去当队长兼书记，后面又调到二队当书记直到退休。
当了这么多年队领导，我深有体会。一个好的领导要有规划、有办法，奖罚分明，不拖泥带水。一定要为职工谋福利，工作是职工一起干出来的。我当时在七队，逢年过节发福利，在职和退休职工一个都不落下！福利有大米、腐竹和粉丝等等，多得要用箩筐挑回家。后来到了五队，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五队的收入没那么高。过年发福利，在职职工人少发大瓶油，退休职工人多发小瓶油。结果有些老同志不乐意了，到处告我的状，说没有一碗水端平。我心里有苦说不出，只能想办法发展产业挣钱。等我离开五队时，帐面上还有5万元。
我现在讲这些，可能许多年轻人不理解。其实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工作方法，找到适合当下的思路和方法，工作难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